民族主义话语与现当代的中国
作者：周传斌
（宁夏大学 政法学院，宁夏 银川 750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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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起源于欧洲并具有强烈现代性（modernity）的民族主义（nationalism）话语（discourse），舶来中国并在近代以来的中国政治、思想和学术舞台上扮演了重要角色。厘清近代以来民族主义话语在中国的诸种表现形式，为在当前民族主义研究中处于失语状态的民族理论学科提供参照。
关键词：民族主义；现代性；现当代；中国
中图分类号：C95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008-2883(2005)02-0036-06
一、种族主义的民族观：从华夷之辨到革命排满
在西方民族主义传入中国之前，中国人已经有类似于“民族”的“想像的共同体”了；对中国而言，崭新的事物不是“民族”这个概念，而是西方的民族——国家体系［1］（1-24）。由此，本文在论述民族主义在中国的历程时，并不把其历史的起点定在近代史的开端，而是要回溯到传统中国的“族类”观念，以及其在近代以来的转型和演变。
韩锦春、李毅夫将古籍中经常使用的近30个词语分7组加以归纳介绍，指出这些词语用来指称某一人类群体，类似于现在的“民族”概念［2］（5-15）。那么，古代中国族类划分的依据或认同的标志到底是血统还是文化呢？学者们有不同的看法。彭英明认为中国古代的“族类”是以地缘关系为标准的共同体，与以血缘为标准的宗族、家族和氏族不同［3］；英国的冯客（Frank Diktter）认为在欧洲人到来以前，“一种种族意识的原初形式”在中国已经存在［4］（4），王柯则认为中国古代的“华夷观”是以文明来划分的［5］（31）。笔者认为，在中国古代的族类划分中，或许血统的和文化的因素同时存在，但血统或种族的观念是更为基础性、原生性的。
从夏、商、周三代开始，以血统关系为基础的宗法制度就成为中国文化和政治生活中的重要方面。夷夏之称始于西周，夷夏之辨严于春秋。由于以血统观念作为构建认同的根本要素，使得中国传统的“族类”概念具有浓厚的种族主义的特征。严夷夏之防，有似于现代所言的“种族隔离”。历史上每当少数民族入主中原，就会爆发新一轮的“华夷”论争。西晋时期江统的《徙戎论》对东汉和曹魏时期造成的关中地区“戎汉杂处”的局面表示不满和担忧，所谓“非我族类，其心必异，戎狄志态，不与华同”，最好的办法是“各附本种，反其旧土”。元代是第一个由少数民族入主中原建立的幅员辽阔的大帝国，元末农民起义时就又援引“华夷之辨”的古训。朱元璋的讨元檄文就提出“驱逐胡虏，恢复中华，立纲陈纪，救济斯民”的北伐纲领。清初满洲入主中原，再次激起了“华夷”论争。清末面临列强的瓜分，严复于1895年发出“亡国灭种”的警告。康有为、梁启超等维新派于1989年在北京成立保国会，提出“保国、保种、保教”的口号。康有为在《大同书》里提出在全球范围内让黄种人与白种人通婚混合，消灭不易改良之黑色人种。在这里，以康有为为代表的公羊学派已经从天下主义修订为黄白二色人种的“共同中心”主宰世界的构想［6］。
一直到近代以孙中山为首的资产阶级革命派，仍然要从传统的“华夷之辨”里寻找自己的理论资源。历史上中国的朝代更迭，都以“奉天承运”来作为根据，要么是讨伐暴君，要么就是推翻“夷狄”的统治。孙中山于1894年草拟的《檀香山兴中会盟书》就提出“驱除鞑虏，恢复中国，创立合众政府”的目标。此后于1905年拟订的《中国同盟会总章》又修改为“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立民国，平均地权”。资产阶级革命就这样在传统的土壤里汲取了养分，要以种族主义的“排满”来实现西方式的“革命”。辛亥革命正是以这样一种“种族革命”的形式得以实现的：“故中国革命之成功也，不曰革命成功，而曰光复，此二字实吾革命最特色之一也。”［7］（180）孙中山的这种两面性使他既是现代的“朱元璋”，又是中国的“华盛顿”［8］（197），这看似矛盾的现象，正体现了传统文化的魅力和强大影响。
二、近代民族主义的舶来与国家观念的转型
1840年以后，西方的各种思想和学说开始输入中国社会，传统的种族主义的民族观与舶来的民族主义学说之结合，才形成了近代中国的民族主义。从近代民族主义的表现形态来看，则呈现一种多重架构。
（一）洋务派与经济民族主义洋务运动是清政府内部中央和地方的一部分当权官僚在严重的内忧外患形势下采取的自强措施，其宗旨是“中体西用”和“师夷长技以制夷”。洋务运动主要发生在经济领域，即学习西方的科学技术、兴办工业，并未触及思想和制度问题，或可称之为“经济民族主义”。洋务运动培养了一批近代知识分子，为社会变革准备了条件。洋务运动虽然失败了，但在中国近现代史上，以“实业救国”为己任的经济民族主义思想一直存在着。
（二）维新派与文化民族主义1895年，中日甲午战争的失败使洋务运动的幻想破灭了，接着兴起了以康有为、梁启超、谭嗣同等为代表的维新派。梁启超堪称是近代“民族主义”的启蒙理论家，他第一次翻译并介绍了伯伦奇里的“民族”定义，比较系统地讨论了西方的民族主义理论。有学者认为，梁的民族主义思想经历了“从带有文化和种族色彩的传统民族主义到反帝国主义侵略的近代民族主义的演变”，梁氏指出传统中国“汉民族对于国内他族”的种族民族主义是一种“小民族主义”，他提倡的则是“合本部属部之诸族对于国外之诸族”的“大民族主义”［8］（232）。梁的“大民族主义”虽然看来与康有为的“救黄种”有相似之处，但毕竟其概念已经从“种族”过渡到了“民族”。与此相联系的是梁氏开始破除传统中国的“天下”观念，树立中国是国际体系中的一个“国家”的思想。但“国家”要借助于一系列的文化象征和符号来表达，并藉以唤起人民的忠诚和认同。对梁启超来说，他建构的仍然是以儒家思想为核心的文化符号，在这一点上，他与后来的孙中山、陈独秀等激进的、“西化的”、反传统的民族主义有较大的不同，有人称之为“文化民族主义”或“民族保守主义”。文化民族主义的倡导者，除了维新派/立宪派的康有为、梁启超，也包括革命派的邓实、黄节、黄侃、章太炎、刘师培等，此外还包括其他一些知识分子。五四以后，反传统思潮占了主流，文化民族主义终于归于沉寂。
（三）革命派从种族民族主义向国族主义的转变与康、梁倡导的“大民族主义”（实际上是国家民族主义）相比，早期资产阶级革命派的“排满主义”反而是一种狭隘的种族民族主义。立宪派和革命派分别以《新民丛报》和《民报》为阵地，就是否应该排满问题展开了论争。作为立宪派代表的梁启超批驳孙中山为首的革命派进行的只是排满的“种族革命”，而非西方资产阶级式的“政治革命”。革命派一方则始由汪兆铭（精卫）、后由章太炎为主将，历数清政府的“种族歧视”、“种族特权”政治，结果使得“革命排满”的口号深入人心。汪兆铭于1905年在《民报》上发表《民族的国民》一文，认为“民族”是“人种学”（即民族学）上的用语，是族类的概念；而“国民”为法学上的用语，是政治的概念。世界上有单一民族国家和多民族国家，中国作为多民族国家，应该由汉族同化其他诸民族形成中国的国民［9］（83）。他最终主张的是一种大汉族主义的同化论。章太炎的思想由“客帝论”发展到“排满论”，成为革命派排满论的主将。他于1907年在《民报》上发表《中华民国解》一文，持“文化相同，自同一血统而起”的种族民族主义论调［10］。
因此，辛亥革命前的革命派，包括孙中山在内，基本上是种族民族主义的倡导者。早期三民主义中的“民族主义”也主要解释为“排满”。结果，过于浓厚的“种族革命”的色彩，使得辛亥革命实现的只是“排满”，并没有实现资产阶级的“政治革命”。此后，孙中山的思想开始有了较大转变，他关于民族主义的论述，有两点重要的变化：一是“五族共和”论，二是“国族”论。
1 “五族共和”论。1912年1月1日，孙中山发表《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宣言书》，第一次提出了“五族共和”论：“国家之本，在于人民。合汉、满、蒙、回、藏诸地方为一国，即合汉、满、蒙、回、藏诸族为一人。……是曰民族之统一。”孙中山的“五族共和”更多的是一种政治上的策略。民国初期，由于策略上的需要，“五族共和”被作为维护国家统一、争取各少数民族参加民国的口号和政策而加以强调；国旗也被定为五色旗，代表五族的联合。五族共和论一时深入人心，但这却并非孙中山的本意。早在1912年“五族国民合进会”成立之际，孙就指出：“合汉、满、蒙、回、藏五族国民，合一炉以冶之，成为一大民族”［11］（80）。所谓“合一炉以冶之”，恐怕才是孙中山一直追求的目标，即美国式的“熔锅”（Melting-pot）理论。1919年，他更直接地表示了对“五族共和”论的不满。继承孙中山思想的国民党蒋介石政府，则最终放弃了“五族共和”论，其标志之一是改五色旗为青天白日旗。1943年，蒋介石发表《中国之命运》，明确指出，“五族”不是单独的五个“民族”，而是原本有着共同血缘的五个“宗族”，共同组成统一的“中华民族”。
2“国族”论。1919年10月，孙中山在《中国国民党规约》中提出辛亥革命的“排满”并没有完成民族主义的任务。1924年1月27日至8月24日，他所作《三民主义》讲演的第一部分《民族主义》指出，在中国，民族主义就是国族主义。他认为，民族是由“自然力”造成的，包括“血统”、“生活”、“语言”、“宗教”和“风俗习惯”五种力。关于中国民族的概况，他已不再提及“五族共和”，而是强调汉族的主体作用：“就中国的民族说，总数是四万万人，当中掺杂的不过是几百万蒙古人，百多万满洲人，几百万西藏人，百几十万回教之突厥人，外来的总数不过一千万人。所以就大多数说，四万万中国人可以说完全是汉人。同一血统、同一言语文字、同一宗教、同一习惯，完全是一个民族。”［12］（16）在他看来，民族主义或国族主义就是以汉族为主体同化其他各少数民族，把全体中国人凝聚为一个统一的、一致对外的“中华民族”。“国族主义”的国家模式实际上是一个美国式的单一民族国家，与后来中国共产党倡导的多民族国家完全不同。
三、民族主义与马克思主义
从某种意义上来说，马克思主义的引入本身就是中国近代民族主义高涨的产物或结果之一。
（一）民族主义与马克思主义的关联英国学者考纳认为，马克思和恩格斯关于民族主义的论述可以分解为三个层次：经典马克思主义、策略马克思主义和民族马克思主义［13］（19）。他认为，罗莎·卢森堡、普列汉诺夫和卡尔·拉德克继承了经典马克思主义（左派），他们机械地认为不应该支持任何民族主义运动；列宁继承和发展了策略马克思主义，建立了关于殖民地民族解放运动的学说；而伯恩斯坦、伦纳和鲍威尔等则继承了民族马克思主义（右派），他们把民族主义放在首位［13］（28）。考纳的看法不一定完全符合事实，但却可以为我们提供一种思路：马克思主义虽然期望建立一种超越民族主义的阶级联合，但却毕竟产生并存在于一个民族主义的世界。自马恩以来，所有的马克思主义者和社会主义国家都必须面临民族主义的问题。
学者们一致认为，列宁提出了殖民地民族解放运动的一整套理论学说，这是他对民族理论的特殊贡献。列宁所谓殖民地民族解放运动的理论，实际上是在马克思主义的框架内讨论民族主义的问题。考纳指出，尽管马克思主义和民族主义是两种相悖的学说，但列宁创造性地把民族主义纳入了马克思主义的框架之中。这样，殖民地民族解放运动成为一种进步的“阶级民族主义”，即符合无产阶级利益和马克思主义社会发展观的民族主义。
（二）五四时期激进知识分子对马克思主义的接受近代史上，中国知识分子正是通过列宁主义的诠释才认识和接受了马克思主义，因此中国早期的马克思主义者都具有强烈的民族主义情结。从洋务运动、戊戌变法到辛亥革命，各种民族主义思潮并未能改变近代中国作为一个半封建半殖民地国家的命运。五四运动既是中国人对于祖国悲惨命运的又一次民族主义的爆发，也促使了部分知识分子对国家机器的绝望，从而走向激进的反传统主义和民粹主义。早期的中国马克思主义者正是踩着反传统主义、民粹主义和民族主义而最终找到了马克思主义。在 “文化大革命”中，反传统主义和民粹主义才达到了其爆发点和顶峰。今天，我们仍然应当正视和反思这一激进思潮的影响。
（三）国民党一大宣言中的民族主义1924年1月，孙中山接受苏俄和中国共产党的帮助，改组了中国国民党。1924年1月23日发布的《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重新解释了三民主义，提出了反帝反封建的主张。该宣言提出：“国民党之民族主义，有两方面之意义：一则中国民族自求解放，二则中国境内各民族一律平等”，“国民党敢郑重宣言，承认中国以内各民族之自决权，于反对帝国主义及军阀之革命获得胜利以后，当组织自由统一的（各民族自由联合的）中华民国”［14］（27）。这里对“民族主义”的解释和对国家形式的论述与以往孙中山的言论绝对不同，关于“民族自决权”、“联邦制”的提法是受苏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影响，与国民党此前所受欧美民族主义和民族—国家理论的影响有很大区别。这一宣言是短暂的国共合作时期的产物，孙中山之后的国民党并未奉行其中的言论，而照旧退回到此前的国族主义和同化论；真正把一个“多民族国家”的理念引入中国并加以实践的是中国共产党。
（四）中国共产党的民族纲领和民族政策在民族问题上，中国共产党的纲领和政策明显地受到苏维埃俄国的影响。早期的“联邦制”和“民族自决权”明显是照搬苏俄模式，后来随着中国共产党的逐渐成熟，才逐渐过渡到“统一国家内的民族区域自治”模式。随着中国共产党的崛起和苏俄模式的影响，近代中国的民族和国家观念又一次发生了较大的转型：从追求欧美式的民族—国家的“国族主义”，转变为追求苏俄式的 “自由联合的” 多民族国家。与此相联系的是，与国民党化“民族”为“宗族”的同化主义论调不同，中国共产党开始关注国内的少数民族。国民党的取向是“熔”国内诸族为唯一的“国族”，共产党的取向是挖掘各少数民族在中国革命中的地位和作用。
四、当代中国的民族主义话语
1949年后，作为意识形态的民族主义在中国大陆已经没有立足之地了，但是在实际的社会运作中，民族主义的幽灵却又无处不在。同时，作为一种学理和文化上的遗产，民族主义也有被重视并加以研究的必要性。
（一）作为阶级局限性的民族主义如考纳所述，民族主义与马克思主义是不相容的两种意识形态。而且，新中国藉以建构国家认同的核心概念是“阶级”而非“民族”，新中国的成立不是被看作民族主义的胜利，而是阶级斗争的胜利。因此，在社会主义国家，民族主义长期被定义为“地主、资产阶级思想在民族关系上的反映，是他们观察、处理民族问题的指导原则、纲领和政策”，是与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相对应的“剥削阶级”的民族观。这样，“民族主义”在新中国就只能作为一种阶级局限性而受到批判了。如经常被提及并受到批判的“两种民族主义”：大汉族主义和狭隘的地方民族主义，这两种民族主义都被定性为“资产阶级”思想或其残余。
（二）作为爱国主义的民族主义爱国主义与民族主义有着密切的联系。早在1938年，毛泽东就在《中国共产党在民族战争中的地位》的报告中论述了“爱国主义和国际主义”的关系，实际上就是解决民族主义与马克思主义之间的这种矛盾。1980年，邓小平重提爱国主义的问题：“必须发扬爱国主义精神，提高民族自尊心和民族自信心。否则我们就不可能建设社会主义，就会被种种资本主义势力所侵蚀腐化。”［15］（369）1994年8月23日，中共中央发布了《爱国主义教育实施纲要》，指出：“爱国主义是动员和鼓舞中国人民团结奋斗的一面旗帜，是推动我国社会历史前进的巨大力量，是各族人民共同的精神支柱。”并从基本原则、主要内容等方面论述了实施爱国主义教育的要旨。与作为阶级局限性而受到批判的两种民族主义不同，爱国主义成为被褒扬的对象。这说明在一个民族—国家组成的世界体系中，民族主义似乎是不可或缺的调味品，爱国主义在本质上可以看作是当代中国的官方民族主义的表现形态。
（三）作为偏激倾向的民族主义很多研究者都曾指出，民族主义的特点之一是其非理性。新中国成立以后，尽管作为意识形态的民族主义已经失去了其地位，但潜藏的民族主义情绪却有时通过其他途径表露出来，而且这种表露往往是偏激的、非理性的和情绪化的，值得我们思考。
1种族民族主义的余孽——血统论。如前文所述，传统中国的民族观基本上是一种以血统论为基调的种族主义的民族观。新中国成立后，既然“阶级”认同取代了“民族”或“族群”认同的重要性，血统论就像一个不死的鬼魂一样附上了“阶级论”的身体。尤其是在20世纪60—70年代，血统论的阶级观，即“家庭出身”论在中国的政治舞台上扮演了重要角色。1966年11月，遇罗克在《出身论》一文中批驳了出身论的谬误，并尖锐地指出：“‘出身压死人’这句话一点也不假！类似的例子，只要是个克服了‘阶级偏见’的人，都能被我们举得更多、更典型。那么，谁是受害者呢？像这样发展下去，与美国的黑人、印度的首陀罗、日本的贱民等种姓制度有什么区别呢？”［16］（1）1968年1月，遇罗克因写作《出身论》而被判处死刑，年仅27岁。1979年11月21日，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为他平反，宣告遇罗克无罪。遇罗克之死，促使我们深思种族民族主义的血统论在新中国的余孽，今天它已经完全消除了吗？
2反西方主义和崇西方主义。从近代以来，中国一直存在两种截然相反的民族主义取向：反西方主义和崇西方主义。而且这两种取向往往由非理性的情感所引导，走向偏激。许纪霖认为，近代以来，中国的民族主义一直是“一个亟待充实的符号”，“徒有一个巨大而空洞的躯壳”，而失去了其内在精神灵魂的民族主义就会成为“盲目排外、妄自尊大或自以为是的代名词，蜕变为粗鄙不堪的反西方主义”［8］（421） 。他指出，在20世纪，反西方主义的两次大规模社会实践是义和团运动和“文化大革命”；而在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的反西方主义也有三波发展。事实上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社会的非理性的反西方主义情绪的确是存在的。相对于反西方主义而言，近代以来，崇西方主义一直在中国社会尤其是知识阶层中占有优势。但极端化的崇西方主义是一方面批判中国的一切传统，另一方面主张“全盘西化”，同样也是偏激和非理性的。白杰明认为，中国人有着可追溯到晚明时代的自我厌憎（self-loathing）的传统，从19世纪晚期开始，这种冲动再次浮现出来，从谭嗣同到胡适、鲁迅、李宗吾、李敖、柏杨、孙隆基、龙应台、刘晓波；并且这种自我厌憎也可用来激起民族主义情绪［8］（330）。白杰明的相关论述也是具有启发性的。
（四）作为学术研究对象的民族主义随着中国的改革开放，西方民族主义的最新研究动态重新进入中国学术界的视野，一些民族主义的经典论著翻译成汉语出版，如中央编译出版社推出的“民族主义研究学术译丛”。在族群冲突的地区冲突不断发生的国际形势下，中国学者也转而寻求对民族主义的更加多样化的阐释方式，如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的王联主编的教材《世界民族主义论》。学术界对近代以来的中国民族主义作了富有挑战性和启发性的研究，如李世涛主编的《知识分子立场：民族主义与转型期中国的命运》一书，就收录了关于民族主义的前沿性讨论。
综上所述，在当代的中国，无论是从主流的意识形态和政治领域，还是民间的和传统的延续之中；无论是在理性的学术研究中，还是非理性的情绪化发泄中，都隐然可见民族主义的影子。中国传统的族类意识和近代舶来的民族主义思想，必然要在中国有关“民族”的理论和话语中占有一席之地。中国的民族理论研究应该具备一种历史的眼光、开阔的视野，建构更具包容性和整合性的理论体系。可以预见，作为学术研究对象的民族主义的演变，将最终促使民族主义这一话语形式在中国语境中的又一轮演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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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ationalist Discourse and Modern China
ZHOU Chuan-bin
(Department of Politics & Law, Ningxia University, Yinchuan 750002, China)
Abstract：The European genetic discourse of nationalism with a strong feature of modernity entered China since 19century.China has played an important role in politics, ideas and academic research in modern China. By tracing and fixing historical literatures, the paper discusses some patterns of nationalism in modern China, and offers reference of national theory studies in China.
Key words: nationalism; modernity; modern Ch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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