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丁玲的最后一篇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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丁玲的最后一篇作品

来源:文汇周报  整理:伊斯兰人文学术  2008-12-6

    1957年,丁玲没讲一句话就被扣上“右派”帽子,夫妇俩被发配到荒凉寒冷的北大荒,直到1970年转到秦城监狱。《丁玲在北大荒》(中共党史出版社,郑笑枫著)讲述了丁玲在12年无罪流放生涯中的经历,既有非人待遇,也有与北大荒的不舍情缘。 

    没讲一句话的右派

    1950年到1954年期间,丁玲历任中宣部文艺处长、中国作家协会党组书记、中国作协副主席和《文艺报》、《人民文学》的主编。1955年一阵政治上的狂风暴雨突然降临到她的头上。年底,她被无端地打成“丁()(企霞)反党集团”的黑头目之一。

    “这年年底,哪一天我记不清了。”陈明回忆说:“我接到通知,去听传达中央文件。会议开了三天,谈的都是丁玲的问题。文件列举丁玲的头一个大问题,就是曾经自首变节,这是指被特务秘密逮捕,关押在南京的那一段历史;第二个大问题,列举了全国解放她到北京工作后的四大罪状,我一听,全都不是事实。”

    陈明感到迷茫:对人的处理,尤其要慎重,这是党历来的传统,也是党的组织原则。现在,他听了三天的传达、讨论、批判,有中央的红头文件,而且是结论性的文件,大会之后,就要向全国传达,这是一个关系到一个在国内外享有盛名的作家、一个共产党员命运的大事,而她本人竟一无所知。组织上既未找她谈过话,更设有让她在“结论”上签字,她的“帽子”就这样被戴上了;她的命运,就这样被决定了……1955年冬,在北京多福巷16号幽静的小院里,丁玲安静地伏在书桌上,聚精会神地写《太阳照在桑干河上》的续篇《在严寒的日子里》。她看到陈明听传达回来,很不在意地问:“会开完了?” 

    陈明强作欢笑,若无其事地说:“还没有完,要传达、讨论三天。” 

    开会,听传达,这是生活的一部分,他们两人在两个不同部门工作,谁开什么会,谁也不问谁,这已成为习惯了。吃晚饭时,丁玲还兴致勃勃地谈起《在严寒的日子里》的人物构思…… 

    最后一天的会实际就是一场对丁玲的大批判会。会前先指定发言人按照定下的调子“批判”。发言批判丁玲的人,也感到茫然。天津作协接到通知,派几个人去北京参加批判“丁、陈反党集团”的会议,要确定在大会上的发言人,当时大家都很紧张,你推我推,有人就推孙犁。孙犁想:这太意外了,什么都不明白。他以身体有病为由,坚决辞谢。当时中宣部一位负责人在场,帮了孙犁一把,说:“他身体不好,就算了吧!”孙犁压在心上的一块石头落地了。这位负责同志为他排忧解难的这句话,他一直铭刻难忘。 

    会后,陈明回到家里,丁玲书房的台灯亮着,她连陈明推门走进屋来,似乎都没有觉察,还在埋头写她的《在严寒的日子里》。此刻,陈明的眼眶湿润了,他再也不忍心瞒着她,但他还是不敢如实地把这三天批判丁、陈的会议情况和盘托出。她在生命的历程中,所受的折磨太多了,他怕她承受不了这意外的打击,而且是来自革命阵营内部的无情打击。 

    他轻轻地走到她的书桌前。丁玲抬起了头,向他微微一笑。陈明顿时感到:经受过那么多折磨的她还是那么单纯,那么天真。此时此刻,他感到一种沉重的责任,不能让她那颗纯真的童心,再蒙在鼓里了。 

    “老丁!”

    丁玲“嗯”了一声。

    “你的小说,暂时,是不是停一下,不要写了?”

    “为什么?”

    陈明婉转地说:“我听说中央有一个什么文件,谈到丁、陈反党集团的问题。”

    丁玲爽朗地回答说:“我已经向党作了详细的说明,根本不可能有这回事嘛!”

    陈明劝她:“你是不是给中宣部党委会打个电话问问,是不是有这么个文件?如果真有,请他们送来给你看看。”

    中国作家协会党组给丁玲送来了文件。丁玲据实向党中央提出申诉,中央接受了丁玲的申诉,批示由中宣部对丁玲的问题进行复查。张际春同志担任复查组组长。复查组收集的证言材料达80多万字,经过分析核实得出结论:什么“独立王国”,什么“反对党的决议”,什么“一本书主义”,都不是事实。 

    1956年夏天,作协党组召开了扩大会改,由党组书记邵荃麟主持。他说,“丁、陈反党集团不能成立,这个会,讨论一下,丁、陈的错误在哪里?今天开的是一个团结的会。” 

    这个会,也开了三天。丁玲本来不想在会上讲什么,事情澄清就可以了。但参加会的很多同志,都一再要她谈谈,她就即席提出了一个问题:“这样大的事,为什么在我本人都不知道的情况下,中央就把结论批了下来?” 

    周扬同志在会上作了明确表态:我们汇报的情况不准确,我和有关同志负有责任。

    作协党组已在研究,要摘掉丁玲的“帽子”,决定再召开一次大会,给莫须有的“丁、陈反党集团”平反。

    这时轰轰烈烈的“反右”运动,像龙卷风一样,在全国铺天盖地掀起满天的飞沙走石,许多许多的人,还没有来得及弄明白是怎么回事,就被一阵旋风卷起来,摔倒在地。在作协党组再次召开的原打算为丁玲公开平反的大会上,权威发言人突然宣布:丁玲不仅是“丁、陈反党集团”的头目,而且在历史上还有三次叛变,其一是在南京“自首变节”,其二是在延安写《三八节有感》;其三是进城后搞“独立王国”。另外还宣布,下次批判大会将在文联大楼礼堂召开。

    第二天,作协党组书记找丁玲谈话。陈明看到:回到家里的丁玲,那双又圆又亮的眼睛,红肿了。在“大鸣大放”中,丁玲没讲过一句话便戴上了右派帽子。

    最后一篇作品

    历史的误解,使丁玲蒙受委屈最大、时间最长的,是1933年她在上海担任“左联”党团书记,主编左联机关刊物《北斗》时,被国民党特务秘密绑架幽禁在南京这段事实。陈明回忆说:早在1943年延安整风审干前几年,康生就蓄意在这段本来已经很清楚的历史上做文章,在丁玲脸上打上一道“金印”。丁玲当时曾为此事去枣园见过毛主席。丁玲记得当时毛主席还爽朗地笑着对丁玲说:“你逃出南京国民党监狱,投奔到延安革命根据地来,你到保安我就写了一首词欢迎你嘛!你还记得么!‘洞中开宴会,招待出牢人’嘛!是党设法营救你出来的,这一段历史是清楚的嘛,你到组织部找陈云同志谈谈就可以了。”毛主席还曾对丁玲说过:“你不要只到我这里来,你还要到康生那里去一下。”丁玲不解地问:“我跟康生有什么关系呀?我去他那里干什么?我和他风马牛不相及。”后来,丁玲才弄明白,原来是康生捏造罪名,使自己背了“黑锅”。1979年,有关方面为错定丁玲是“丁、陈反党集团”头目、错划丁玲是“右派分子”平了反,恢复了她的党籍。但是。限于当时的历史条件,三十年代在南京被特务绑架关押的这段事实,尚未作明确结论,留了一条不长不短的尾巴。

    关心她的朋友,尊敬她的读者,在多少次交谈中,在电话中,在书信中问起这件事,都替她鸣不平,希望她站出来,把真相告诉国内外读者。她感动,她感激,但她对陈明说:“这些年来,有人向我头上泼了不少脏水,但我是一个共产党员,我宁可受委屈,党还没有为我这段历史做结论,我就不能背着党自己去向外人澄清。中央正在纠正遗留下来的冤假错案,中央现在很忙,工作量很大,我不能为自己个人的这个问题,去麻烦中央,我相信会很快得到公正的解决。”

    丁玲刚从厦门回到北京,就有喜讯传来。她接到中央组织部的电话通知:中央书记处已批准,正式发文,彻底恢复她的名誉。随即,她接到了198481签发的、印着“中央组织部文件”几个鲜红大字的文件。捧着它,丁玲的双手,在微微地抖动。

 

   她十分郑重地翻开文件的第一页,一行铅印的大字展现在她面前:“关于为丁玲同志恢复名誉的通知”。她一字不漏地慢慢地读下去。她不是用口念,而是用一颗跳动的心在读。她几乎是屏住呼吸,读着党中央给她做出的结论:“……‘文化大革命’中把丁玲同志打成‘叛徒’,属于诬蔑不实之词,应予平反。丁玲同志19335月在上海任‘左联’党团书记时……被国民党特务机关逮捕,押解到南京……9月冯雪峰通过张天翼,与丁玲取得联系,在冯的安排下,她由南京逃到上海,然后派人送她到西安,转赴陕北。丁玲同志历史上这段被捕问题……1940年中央组织部进行了审查,并作出了‘丁玲同志仍然是一个对党对革命忠实的共产党员’的结论……”接着,中央组织部对丁玲的革命的一生,作了肯定的评价:“丁玲同志是我党的一位老同志,在半个多世纪以来的革命斗争中和文艺工作中,作了许多有益的工作,创作了许多优秀的文艺作品,在国内外有重大影响。……她在20多年的长时间里,虽身处逆境,但一直表现好……她拥护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制定的路线、方针、政策,不顾年高体弱,仍积极写作,维护毛泽东文艺思想,教育青年作家,几次出国活动,都有良好影响。事实说明,丁玲同志是一个对党对革命忠实的共产党员。现决定为丁玲同志彻底恢复名誉……。” 

    陈明说:丁玲在遭受诬陷、折磨时,从不流一滴眼泪,这次他看到她的眼眶湿润了。她的行装已打点就绪,机票就放在案头,明天就要乘飞机去外地参加一个会议,但她没有休息。陈明看到她拿出纸张,戴上老花镜,端坐在书桌前,奋笔疾书。她要把她此时此刻对党的感激之情,向党表达。她要把她这些年来,承担巨大屈辱而凝结成的一个真正共产党员的对党的信赖,不可动摇的共产主义的理想、信念与追求,向党表达,这是她写给中央组织部的信的全文:

    中央组织部并请转敬爱的党中央、亲爱的同志们: 

    你们好!

    三中全会以来,你们受命于危难之际,身负重任、政务繁忙,因此我平日极不愿打扰你们,分占你们的时间。但现在我必须写这封信,必须向你们打开心扉,把深埋在我心底的、涌流在我血管里的感情讲出来。我要大呼:“我感谢党!感谢党中央!” 

    日前,中央组织部通知我:“为丁玲同志恢复名誉的通知”已经中央书记处批准,即将下达。这真如一轮红日,从浓雾中升起,阳光普照大地。我沐浴在明媚的春光中,对党的感激之情如热泉喷涌,我两手高举,仰望云天,满含热泪,高呼:“党呵!母亲!你真伟大!” 

    我写文章已经近60年了,可是到今天我才第一次感到我的文字是不够用的,我从脑子里找不到最合适的字眼来准确地充分地表达我现在的感情。这种感情如风驰云涌,如果不讲,不叫,我就无法平定我这种深沉而激荡的心情。 

    我本来只是一个普普通通的愚人,一个伶仃的孤女,是党长期地教育我、指示我,使我逐渐能懂得做人的道理,使我走上革命的正道,使我没有白白地浪费我一生。从1932年我在上海参加党那一天起,我就完全把自己交给了党。我是属于党的!要听党的话,为人民服务到底。52年来,我得到过许多温暖、荣誉、幸福,也得到过启发,使我更贴进党,更理解人民、更加强共产主义必胜的信心。自然,由于种种原因,我受到过一些惩罚。但我只愿从中引起我的反思,自省自问,不计其他。而在逆境中,我更要求自己坚决与党站在一起,与人民站在一起,努力为人民服务,这样就能改善我的处境,改正周围的人对我的了解;我能向人民学习,吸取力量,鞭策自己。这种起步和历程,自然是很困难的。但经验告诉我,只能坚持这种态度,把相信党、相信人民、相信历史、相信自己的信念,化为日常的行动,天长地久,海枯石烂,总是可以绝处逢生,化险为夷,变坏事为好事。我慢慢能做到不受任何干扰,专心致志,默默无闻,勤勤恳恳,工作不息。而且能感受到劳动以后工作之余的一点乐趣。 

    三中全会以后,党中央大力恢复实事求是的革命传统,为许多人平反冤假错案,也为我恢复了党籍。我有权写文章了,能为党大胆工作了,我的心情就很愉快了。尽管偶尔也还有一丝薄薄的网络笼罩着我,有些阴影不时象幽魂似的流荡在我周围,也有些闲言闲语,不可能不传到我耳里,即使我努力保持乐观、豁达,也难免对我的精神情绪不发生丝毫影响;而且总会觉得这是一点缺憾。但现在却什么都澄清了。党内的一些同志,以及党外的一些人士,也会为此感到欣慰。我还有什么要说的呢?没有了!我只有向党盟誓:丁玲永远是属于中国共产党的,是党的一个普通的忠实战士。我年事不小,有点宿疾,但身体还可以,精力也算充沛,脑子还不糊涂。今后我更要鼓起勇气,为党的文艺事业的发展,贡献余生。专此奉达。 

    谨祝同志们身体健康、长寿! 

    丁玲19848月她把信慎重地收进抽屉,准备回京再作修改。谁知这一封最充分地表达了她对党的无限深情的信,竟成为她的“一封未发出的信”,直到1986629,丁玲去世4个月后,这封信才在《光明日报》上作为最后一篇作品发表出来。 

    中央为丁玲这段历史作出正式结论后,她说:“我现在可以原原本本的把这一段经历写出来,公之于众了。”她写了《魍魉世界》这本书,详尽地描述了她被国民党逮捕后的生活、经历和在复杂的环境中的斗争历程。她生前只写完了这部书的初稿。她去世后,经过陈明同志整理,才正式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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