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恐怖主义与普世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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恐怖主义与普世价值

来源:乌有之乡 文:韩德强  整理:伊斯兰人文学术 2008-12-7

20081126,印度孟买发生连环恐怖袭击。袭击者精心策划,装备精良,训练有素,无情攻击西方游客经常光顾的五星级酒店及火车站等,迄今已造成188人死亡,313人受伤。事件发生后,舆论纷纷认为这是印度的“911事件。

    各国公众的反映先是震惊,再是漠然,三是不解。

自“911”事件发生以来,一晃七年过去了。七年里,美国挟“反恐”以令诸侯,但重大恐怖事件却反而层出不穷。

20021013,印尼巴厘岛连环爆炸造成200余人丧生;

20021023,车臣武装劫持莫斯科人质致129人死亡;

2003819,联合国驻巴格达代表处爆炸24人死亡;

200426,莫斯科地铁爆炸造成至少40人死亡;

2004311,西班牙马德里爆炸至少造成200人死亡;

200459,车臣体育场爆炸致至少30人死亡;

200491,俄罗斯别斯兰人质事件造成335人死亡;

200577,伦敦地铁连环爆炸至少56人死亡;

2005723,埃及发生连环爆炸至少90人死亡;

2006711,孟买发生系列爆炸至少200人死亡;

2007825,印度恐怖袭击造成至少42人死亡;

灾难多了,人们见怪不怪了。但是,人们禁不住要问:地球村怎么了?为什么有话不好好说?非要用爆炸、扫射说话? 

911”事件不久,我曾写过《谁是撞毁世贸大楼的真正元凶?》。当时我认为,美国的生活方式依赖于消耗全世界的资源,特别是中东地区的石油,因此,美国必然引发中东的反美仇美情绪。美国的生活方式是撞毁世贸大楼的真正元凶。今日回顾,这个基本逻辑依然成立。但是,我越来越深切地认识到,恐怖主义滥泛不但是现代高消费物质生活方式的必然产物,是两极分化的世界经济的必然产物,是经济全球化的必然产物,是西方两百多年来统治世界的必然产物,还是西方核心价值观的必然产物。在《全球化与世界经济大萧条》、《全球化与死难打工者》等文(可上网搜索)中,我着重分析了全球化带来的灾难性经济后果和社会后果,这些后果为恐怖主义泛滥提供了适宜的土壤。此文将进一步探讨西方基本价值观与恐怖主义的关系。

众所周知,西方有一套非常动人的核心价值观,是西方也是美国的文化软实力所在:自由、平等、民主、人权,个人主义,自由主义,科学技术,市场经济,民主政治,分权制衡。事实上,这一套价值观也已经深入中国精英阶层的人心,客观上引领着中国改革开放的进程,聚集着政治体制改革的能量。一些人甚至认为,这套价值观不是西方的,而是“普世价值”,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价值,中国没有理由自外于“普世价值”之外,自绝于“普世文明”。

   但是,我却以为,正是这套普世价值,既产生了恐怖主义的经济根源,也为恐怖主义提供了思想动力。 

要害在于,这套普世价值内在是自相矛盾的,充满着悖论的。除新自由主义者外,大多数西方知识分子也能都认识到,市场经济内在导致两极分化,自由竞争内在地通向垄断,因此需要民主政治来调节市场的失衡,通过再分配缓和贫富差距,缓和社会矛盾。但是,民主政治本身也会失衡。大财团集团不但垄断着土地、资源、技术及相应的重要产业,还往往垄断着电视、报纸、互联网、大学、研究机构,为政党提供着经费来源,左右着社会舆论,从而操纵选情和选票,使市场竞争中的弱势群体在政治竞争中同样弱势。于是,经济巨头、政治巨头、学术巨头、媒体巨头相互迎合,相互勾结,相互增强,使弱者“叫天天不应,叫地地不灵”。

弱者劳而少获,数量巨大,求告无门。弱者生活在社会底层,没有希望,没有前途,象蚂蚁一样地出生,象蚂蚁一样地死亡,象奶牛一样被挤干,象草一样地被践踏。一切游戏规则都对弱者不利,但弱者却被告知,机会平等,选择自由,程序正义。这样,弱者就只能得出一个结论,这一切都是统治阶级玩的游戏。强者和弱者是两个不同的阶级。一个是统治阶级,一个是被统治阶级;一个是压迫阶级,一个是被压迫阶级;一个是剥削阶级,一个是被剥削阶级。两者之间没有共同语言,无法沟通。当经济和社会危机来临,统治阶级自顾不瑕,乱作一团时,普世价值的第二张面孔就出现了,马克思主义生效了:阶级斗争,暴力革命,无产阶级专政。阶级组织成政党,政党产生领袖,领袖凝聚阶级,团结中间群众,形成强大的组织力量。 

面对组织起来的无产阶级的威胁时,统治阶级或者恪守自由主义原则,继续一盘散沙,以致被无产阶级夺取政权。或者也必须产生产资产阶级自己的领袖,将资产阶级凝聚起来,才能与无产阶级争取中间群众,分化瓦解无产阶级政党,消灭其骨干力量。这样,就出现了普世价值的第三张面孔,军国主义或种族主义就出现了,法西斯主义出现了。军国主义和种族主义都能有效地争夺社会底层群众,致命地削弱无产阶级的阶级意识,孤立具有强烈无产阶级意识的马克思主义先进分子。资产阶级自身唯利是图,缺乏动员群众、组织群众的能力。一旦资产阶级受到剥夺财产的威胁,就宁可选择支持军国主义或种族主义。法西斯主义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横扫欧洲,影响美国,席卷第三世界许多国家,其内在机理就是如此。至于说,法西斯主义的德国变种特别丑陋,达到生物种族主义的地步,那只不过是带上了德国特色而已。 

普世价值的第一、第二、第三张面孔之间并没有严格的界线,在一定条件下,既可以和平共处,也可以相互渗透、还可以相互转换,当然也相互矛盾。在二十年代的德国,相信议会政治的德国右翼政党和左翼的社会民主党和平共处,但不相信议会政治的德国共产党和德国国家社会主义工人党(纳粹党)也在议会中和平共处。各党派的党员还相互影响,相互跳槽。纳粹党通过选举上台后,快速取消了议会政治的框架,实行了法西斯独裁统治。这又是相互矛盾。 

从根本上说,普世价值的三张面孔间共享着一些根本理念,例如,世界上没有什么神,没有什么救世主,没有普遍的、共同的信仰,没有超越阶级和民族的社会共同体。人类社会是各种人群的自由的、平等的、临时的利益组合,领袖也只是针对某一阶级或民族的临时利益组合首领。无论是议会还是独裁领袖,都承认主权在民。独裁领袖无非是民意的集中表达和体现,是阶级或民族共同体的分工不同所致,只有服从人民意志的义务,没有超越人民意志的权利。在议会政治斗争中,不同的共同体之间靠选票多少来决定胜负,并不是服从真理、正义或神权,而是服从多数、服从强权。换言之,民主政治在本质上也是强权政治。一旦少数派的利益受到严重损害,议会政治就会变成议会外政治,变成法西斯政治。各种法西斯主义之间相互战争、屠杀,那不过是服从枪炮的强权政治。这不但是社会达尔文主义所认可的,也是各类唯物主义的历史规律所揭示的。

普世价值三张面孔之间的共同理念说明,普世价值本身还可以分出层次来。普世价值最激动人心的诉求是自由、平等、民主、人权。只所以普世又普适,就因为这四个词一听就懂,最符合人的直觉要求。但是,一听就懂、激动人心的,一定是实质自由,实质平等,实质民主,实质人权。但是,一个私有制的、市场经济的、两极分化的资本主义社会是不可能给人提供实质自由,实质平等,实质民主,实质人权的。怎么办?一些有学问的人就给普世价值做手术了:自由,就是形式自由;平等,就是机会平等;民主,就是程序民主;人权,就是抽象人权。经过这番手术后,自由就成了私有制法律限定下的自由,成了保障富人财产不受侵犯的自由;平等可以成为一个两极分化社会的旗帜;民主权利则被限定为四年一次对陌生候选人掷色子;而乞丐则拥有了言正名顺的乞讨人权。经过这番手术后,普世价值就加入了市场经济、民主政治、分权制衡等成份。但是,这样的普世价值就不再那么激动人心,不再那么普世与普适,就会向阶级斗争和民族斗争转化,就不那么普世与普适了。

    更进一步,有没有可能设想一个真正能够实现实质自由、实质平等、实质民主、实质人权的社会? 

在“人皆为尧舜”的前提下,的确可以设想一个实质自由、实质平等、实质民主、实质人权的社会。但是,任何一个西方政治思想家都会嘲笑说,人皆为尧舜是不可能的。人性是自私的。三权分立、多党竞选的民主政治体制就是建立在性恶论前提下,是对掌握权力者的多重约束。 

但是,同样在性恶论前提下,形式自由、机会平等、程序民主、抽象人权,完全可以演化为弱肉强食。自私的人并不是孤立地存在于这个社会,而是通过市场、企业、政府、家庭相互联系在一起的,是有老有少有男有女有壮有病有愚有明的,是有强有弱的。强者的自由完全可以合乎规矩地践踏弱者的自由,强者的机会远多于弱者的机会,强者利用民主程序的能力远大于弱者,强者的人权可以惠及他的小狗小猫,而弱者的人权可能却只有乞讨的人权。正因为如此,十七世纪英国的政治学家霍布斯认为,如果社会真的是自由的,那么自由的人将不是相亲相爱,而是相互撕杀,弱肉强食,两极分化。为此,这些自由的人宁可将他们的自由交给一个专制的君主,换得秩序和安宁。 

自由是有代价的,代价就是每个人要成为圣人。如果不想成为圣人,那么就要付出另一种代价,怀疑、警惕周围的每一个人,用投机、赌博、欺诈或暴力占有他人的财产或劳动成果,同时防着自己的果实被别人占有。战争(说得好听点是博弈)将成为日常生活的基调,而信任、友谊、幸福、意义等一切身心健康的必需品却将失去。这就是自由市场让我们每天在付出的代价。同样重要的是,在自由博弈、战争的社会中,每个人都被迫自我中心,都被迫伪装自己,除了金钱、暴力、性等方式外,再也没有可以沟通、交流的共同语言。 

可见,一旦落实到现实生活中,普世价值就变得相互矛盾、漏洞百出,与其激发的激动人心的想象相去十万八千里。任何一个严肃的政治思想家都应该承认,近代西方政治思想实际上是一套规范政治的话语,谈得的应该,而不是事实,因此,不是真正的政治思想。说穿了,自由主义者根本不懂政治,只知道嚷嚷:“我要!我要!我要!”普通大众的确也不懂政治,一起跟着起哄:“我要!我要!我要!”结果,数百年来就被那些懂政治的政客戏耍,被懂经济的老板愚弄。 

但是,土地、血汗终归不是可以随意戏耍、愚弄的。当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斗争学说被自由主义者妖魔化,当军国主义或种族主义等右翼学说被妖魔化,反抗的力量和情绪找不到系统的释放途径,唯一的办法就是同归与尽,用“恐怖主义”手段向那个被普世价值包装起来的自由世界开火。

在这个意义上,恐怖主义是普世价值的第四张面孔。 

1789年法国大革命起,普世价值影响世界已经有219个年头。开局就不利,反动派虽然被打倒了,但革命派越来越激进,自相残杀,最后迎来了拿破仑称帝。皇帝没当几年,又被欧洲神圣同盟联手绞杀。三十多年后,1848年欧洲革命,普世价值终于显现了灵光,民主、自由话语逐渐进入主流体系。但随后就是一场场阶级斗争、国际战争。世界大战硝烟迷漫之际,世界各国不是法西斯化,就是共产主义化,普世价值第一张面孔的迷信者再次郁闷。好不容易冷战结束,恐怖主义又接踵而至。在“我要!我要!我要!”精神上,恐怖主义达到了极致。他们希望通过恐怖主义来达到目的,但似乎从来没有问过,恐怖主义是否真正能达到目的。正如自由主义者希望要自由平等,但似乎从来没有问过,自由平等如何才能达到。

因此,普世价值并不象其迷信者想象的那样,是治世的良方,而很可能是乱世的灵丹。当世界上每个人、每个群体都自由地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时,都坚持将自己的利益置于他人利益、社会利益之上时,唯一的结果就是无休止的斗争、竞争、战争,是两极分化,是弱肉强食,是恐怖主义。

1974年,英国历史学家汤因比与日本池田大作有一场著名的对话:《展望二十一世纪》。汤因比认识到,西方文明实际上只是技术文明,从政治和精神上看,西方甚至倒退了,野蛮了。西方的无政府主义的世界体系很可能将使人类集体自杀,能够引领世界、拯救世界的将是中华文明。这恐怕是基于对西方文明、西方政治体制和思想深刻了解基础上的肺腑之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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